危废处置：填埋并不是最终处置，回取才是！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经济的不断深化，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国在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脚步逐渐加快。固体废弃物和垃圾的绿色处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愈加受到重视。

十九大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形成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此次对固体废物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

如何深化制度建设，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的“2018年中国城市及区域生态环境发展论坛”上，业内人士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危废处理业“盼”标准

在生产、生活，甚至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固体废物。其中，更有一类固废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危害自然资源和社会安全，那就是危险废物，它们往往含有重金属以及具有腐蚀性、毒性、反应性甚至致癌物质的污染物。

危险废物主要产生与三大行业：有色金属冶炼产业链，化工业上下游产业链，造纸行业。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华龙指出，在感染性、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这五类特性中，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数量在逐年增加，但与此同时，危险废物的再利用和处理的建设速度也在加快。胡华龙指出，可以看到，上市公司、资本力量正在加速进入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尤以2014年~2017年发展最快。并且，在政策驱动下，危险废物的利用处置行业也在从小散乱逐步走向规模化，从低水平到逐步规范化。目前，在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行业中，43%为再利用金属和金属化合物，也就是从冶金行业产生的废物中回收有价的金属资源，这也是资源再利用价值最大的一类。

除再利用外，危险废物的另一个处理方式就是焚烧。2016年，我国的焚烧规模为208万吨以上，但实际焚烧量是109万吨，全国总体焚烧设施的负荷率是52%。

胡华龙坦言，焚烧设施的负荷率较低，但实际上这体现的是焚烧和填埋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为有30%的设施负荷率超过了90%，有16%的焚烧设施在超负荷运行。

目前，我国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服务市场有很高的开发潜力。胡华龙指出，比如在危险废物许可制度方面，英国与日本除了对利用处置设施发放许可证外，还对收集运转单位颁发许可证。日本和美国，不仅要求经营单位建有废物处理设施，还要求产废单位自有设施。但在我国，企业产生的微废，自行处置是不需要经营许可证的。可以看到，我国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服务市场还需要规范和支持。

清华大学教授李金惠则强调，危废设施尤其是处理处置设施，应该将其当做基础设施来建设。我国的危废处理设施规模与国外相比仍较小，而利用处置领域的缺口更大，一些大型企业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

李金惠认为，危废处理是非常复杂的行业，各类危废所需要的技术千差万别，比如仅仅是含铅废物，就包括含铅排出来的尾矿、冶炼渣、含铅玻璃等，这几类所需技术就有很大差别。而技术不同，设施更不一样，如何更好地推动再利用的技术和方法，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发生了很多打着利用处置的幌子，实际是跨省、跨区域的危险废物倾倒的事件。此外还有一些利用根本无法回收的危废，骗取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优惠。”李金惠认为，各地应该更关注自己地区的环境保护，危废以就地消纳处理作为主要原则，更核心的是，加强危废行业的管理和标准制定。

期待回收技术创新 电子垃圾处理何时焕发“第二春”

提及电子垃圾，人们并不陌生，而这些曾为人类带来便利的电子电器一旦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青年**孙峙指出，电子废弃物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其实是人类给自身制造的一个“麻烦”。目前，电子废弃物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痛点。最明显的一点是，目前很难有一个企业可以有效地处理所有的电子废弃物。这也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孙峙指出，电子废弃物它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属性，高价值，环境危害性大。价值高在于含有金、银等贵金属，其中，金的平均含量约为100~200PPm，而从矿产角度对比，平均含量为10PPm就已经是富矿了，可见电子废弃物仅在贵金属含量方面就有很高价值。目前，很多国家都将电子废弃物作为重要资源，比如欧盟已经禁止电子废弃物出口，并将之作为战略资源来储备。

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孙邵锋指出，早在1995年，中国就首次提出针对电子废物处理的法律条款，2011年，国务院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对中国废弃电器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电子废物管理仍起步较晚。

孙邵锋指出，实际上，中国针对废弃电子电器处理也有资金补贴制度，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给拆解处理企业。近几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多个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对基金补贴制度进行明确。比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要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生产者落实废弃产品回收处理等责任。国务院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要促进绿色制造和绿色产品生产供给，推动循环发展，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2012年~2017年，全国先后有五批共109家企业被列入废电器的基金补贴企业名单里面。现在这109家企业的年拆解处理能力可达到1.5亿台。2012年~2017年的6年间，回收处理掉将近4亿台的废电器。

“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这109家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上市公司，一些集团或者生产商旗下的处理企业超过50%，比如格力集团有3家，长虹有两家，生产企业也有配套的回收处理企业。”孙邵锋说，这些企业发展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人工加机械的技术路线，技术装备国产化水平也大幅提高。

不过应该看到，废弃电器电子同样分为多种，处理方式和技术手段也各不相同。孙峙以废旧动力电池为例指出，目前正是电动汽车的发展时期，2016年和2017年的电动汽车销量大概各50多万辆，预计到2020年会达到小高峰。但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方面，有效处理仍然很低，无论是评定标准，还是技术，都有待发展。

“包括废旧电池在内的废弃电子电器都是由多种元素复合组成，比如，手机电池含有40多种元素，如果想单独提炼单一性的金属是非常困难的。而来回收的过程中，如何减少二次污染，也是目前的一个难题。”孙峙说。

实际上，如果能够完善回收技术，废弃电子电器能够发挥极大价值。孙峙举例说道，目前我国的汞只占全球的11.1%，基本上是从非洲偏远地区进口;我国锂资源储量仅占全球的20%，且主要集中在青海和西藏偏远地区，80%所需都依赖进口，而全球2/3的锂都集中在南美;镍资源仅占全球约5%。作为全球电子制造大国，中国却不是这些电器电子制造所必须的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大国。如果能够能够更好地回收利用废弃电器电子中的贵金属，那么必然将对整个行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危险废物处置需抛弃“老观点” 填埋处置技术不是“终点”

危险废物管理指的是全过程的管理，从摇篮到坟墓。很多人认为填埋技术是“坟墓”，也就是终点。但是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王琪看来，这实际上是对危险废物处理技术认识的很大偏差。

王琪指出，目前国内这一认知偏差十分普遍，包括很多教材、技术规范，甚至技术文件中，都将之作为危废的最终处置手段。但实际上，危废填埋场都是有“寿命”的，待到寿终正寝之后，它的各种功能和功效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危废早晚还是要被挖出来，填埋不可能作为永久处置、最终处置的概念。

与此同时，填埋技术还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王琪指出，绝大多数填埋场在建设时并没有考虑到长期的环境风险和极端灾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距离长江某流域一公里处的一座城市就建有一座危险废物填埋场，然而，这个填埋场却紧靠河流。如果出现极端自然灾害，填埋场里的几万吨危险废物就很有可能直接进入到长江流域。

王琪坦言，目前国内的填埋场行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国内在建设填埋场时往往只强调所谓的防震层，但实际上，填埋场需要建设各个系统，包括防雨、防洪、地下水导排、渗滤液的导排、渗滤液的处理、防震性等，即便是防震功能也不是单纯靠一个防震层就能解决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做好渗滤液的导排和处理等措施，危险废物产生的渗滤液就会对地下水产生影响。但无论是设计者、施工者，还是权威部门，目前都缺乏这一层面的考虑。

业内存在的另一个极大问题就是盲目建设。王琪指出，2004年国家出台规定建设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也就是所谓的三件套：焚烧、填埋和固化。全国30多个省，到现在已建、在建、计划建设的有50多个。但实际上，填埋场建设与地质结构密切相关，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建造，比如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密集，一些城市就将危废填埋场建在居民区附近，一些甚至离地下水非常近，甚至已经开始有地下水的渗透。

“危废填埋场并非越多越好。以日本为例，从1997年颁布新标准到现在，日本全国只有23座填埋场，没有再新建一座。这些都是遮断型危废填埋场，残存容量仅有9千多立方米。有趣的是，这些填埋场近些年的残存容量在增长。其中一座在2014年残存容量是9860吨，2015年时变成9965吨。”王琪说。

在很多国家的危废处置理念中，填埋并不是最终处置，而回取才是。王琪说，德国著名的地下盐矿危废处置场，实际并不是最终处置手段，而是将之作为巨大的样本库，各类废物的位置在哪里都能明确告知，他们鼓励回取里面的废物，可以用来做实验等。日本也是如此，他们将填埋场建造成小池子，并认为填埋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是为了回取，作为资源再生和下一步利用的贮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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