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卢常乐 上海报道

导读：从每吨12000元到免费处理，戴军感受到了巨大市场反差。这一方面让他惊讶于危废市场的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发现行业中正逐渐发生变化。 

“免费帮你们处理？我没有听错吧！”12月16日，一手拿着电话，一手还拎着灌满航空煤油样品的戴军（化名）正与上海一危废处理企业谈着价格，突然接到了客户的通知。

这是刚入危废处理中介行业还不久的戴军，有望接到的第一个“大单子”。然而很快，这个单子就“飞了”。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向客户报出几经“盘算”后压低至12000元/吨的市场底价，就被对方匆匆地挂了电话。

从每吨12000元到免费处理，戴军感受到了巨大市场反差。这一方面让他惊讶于危废市场的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发现行业中正逐渐发生变化。

事实上，废航空煤油虽属于危废品，但经过资源化处置后可再生利用，能够弥补前期无害化处理的运输和处理成本。只是，当前在环保风暴越发趋严的环境下，危废处理市场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信息不对称、行业交流平台缺失等核心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这就为戴军所从事的危废处理中介行业，以高价撬动市场提供了生存与经营的“土壤”。然而，在这背后，现阶段我国危废处理市场的种种短板与乱象也不容忽视。

受访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危废处置已经走入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环保趋严后，现代化与科技化建设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危废处理市场缺口需要填补；另一方面，相关主管部门重管理而轻方法的监督方式，也使得危废市场处理产生越发明显的供需错配矛盾需要解决。

千万吨市场缺口待补

几天前，正在着急生意的戴军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一家北京某专业处置废航空煤油的企业，需要在上海寻找末端处置企业，向其询价废弃的航空燃油的处理价格。

这让戴军看到了利润空间。但不曾想到的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向客户反馈与处理工厂谈定的价格时，就已经接到了“出局”的消息。

“说真的，没有想到行业竞争会如此激烈。”戴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上海远郊的化工园区附近，像他这样从事危废处理中介行业的机构“多如牛毛”。其根源于目前具有危废末端处理资质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而环保风暴所推动的危废处理市场供需矛盾却越发突出。“供小于求”的行业格局，让众多中介机构获得丰厚的利润空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了解到，如今在国内类似航空煤油等危废处理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缺口，在危废跨省转移处理流程复杂的管控约束下，区域内部消化处理能力逐渐“捉襟见肘”，尤其体现在上海、浙江和江苏等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

据中泰证券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国危废经营单位的核准经营规模为6471万吨/年，而实际全国每年产生近1.28亿吨的危废总量，使得当年国内的危废处置缺口超过6000万吨。分地区而言，江苏、山东和四川危废处置缺口相对较大。其中，2017年仅江苏常州市的危废处置缺口就超过了13万吨。

12月18日，一位多年从事危废处理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当前危废跨省转移流程复杂的整体环境下，在工业生产比重较高的地区，依靠区域内部的处理消化来实现市场的供需平衡，在短期内基本很难实现。

在调查采访中，戴军也向记者透露道，危废市场处理缺口、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影响长期存在，让近年来中介服务机构为需求企业寻找末端处理能力而赚取费用的现场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推动着目前供需关系紧张地区的处理价格整体不断走高。

仅以同样的航空煤油处理为例。2017年9月中国东方航空山东分公司同样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处理类似标准的废弃航空煤油，彼时航空公司给出的最低控制价仅为3500元/吨，相较之下二者间存在几倍价差。

急需建立信息沟通平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挤掉戴军危废中介生意的并不完全来自同行的竞争。在当前危废处置市场发展的关键发展期，巨大的市场缺口也开始催生出新兴的处置技术与企业，推动着整体行业开始加速发展。

12月18日，上述需要处理航空煤油的一位徐姓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所以有企业愿意免费帮其处置，源于航空煤油具有很高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通过一定技术手段的处理，就能够形成利用价值的能源产品循环利用。

“航空煤油实际是一种过滤油，直接烧掉或者倒掉实际上都是非常大的浪费。”该负责人坦言，通过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合理化循环利用是最经济环保的处置方式。

只不过，现阶段这种“两全其美”处置方法所需的前提是，类似的危废产生企业需要“碰运气”，才能找到具有这样处理能力的资质企业。

在调查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造成这一阻碍的根源在于危废处置市场中缺乏信息沟通的平台，且这一短板已经成为现阶段危废处置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造成危废产生方和危废处置企业之间的有效信息匹配难以实现。

在实际中，这种平台的缺失，明显推高了危废处置的成本。

12月18日，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危废处置行业沟通平台的短板，直接导致了当前产生危废的单位和处理单位之间产生了三种层面上的不匹配现象：一是危废产生量和处置量不匹配，危废处置量供需不平衡造成了“处理方市场”的弊端已经十分凸显；二是危废处置品种也不匹配，处理危废种类要做到精准匹配很难；三是处置企业在空间分配上，与产生源头企业在空间和布局上也不匹配，由此也产生额外的运输成本问题。

“在市场监管、运输成本等核心要素影响下，我国的危废处置基本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市场空间，而不是一个全国放开的市场。”杜欢政指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危废产生源和处置端信息交流的平台，实现市场信息的对称化，按照市场体制形成供需和价格体制，则是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危废处置短板的路径。

需要强调的是，杜欢政进一步指出，平台的建立与开放并不意味着危废处置市场的充分放开。其关键前提则必须要符合两个要素：一方面是参与的处置企业必须是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合格单位；另一方面则必须要把无害化处置放在第一位，资源化利用放在第二位。

培育更多市场参与主体

事实上，当前国内多地也针对危废处置缺口开展了一系列规划建设工作，以谋求补齐处理能力不足的短板。集中体现在2017年各省市纷纷出台了“‘十三五’危废设施建设规划”中。2017年9月，山东省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全省规划完成建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共318项，收集储运项目35项，估算总投资达到530亿元。

而在危废处置缺口大省四川，相关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7个危废项目，实现新增危废处置能力每年40.5万吨，推动全省危废集中处理能力达到每年49.86万吨。

12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科技和创新驱动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越来越多数量的危废已是发展的必然，但此前的危废处置体系作为配套设施则明显具有一定的发展滞后性，这是导致当前存在危废处置缺口的根源。

“除了增加处置量，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做得更多，尤其是改变目前整体市场‘重监管轻方法’的工作思路。”曾刚告诉记者，新建危废处置项目满足日益增长的刚需，仅是当前化解危废处置缺口的基本条件，而解决纵深处的突出矛盾，当前还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发挥除了“建”与“管”以外的更多作用。

“通过政策扶持，逐步放开市场空间，培育更多的新兴市场参与主体，让更多的资本和力量介入。”曾刚进一步指出，危废处置涉及公共利益，应始终坚决避免形成类似目前市场垄断、限制竞争的整体局面。这就要求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既要承担职责培育更多的新兴市场参与主体，同时又要不断推进管理与法规建设，力图最终形成长效处置市场机制。

在实际调查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注意到，在各地政策规划中不断兴建危废处置设施，除了以满足危废处置市场“量”的核心需求之外，如今更多的市场主体开始发挥作用，朝着提升危废处置“质”方向开始发力。或许，这将会成为未来搭建这一危废处置平台的基础性力量。

上述多年从事危废处理行业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称，当前东方园林、雅居乐和东江环保等危废产业的大型企业正对国内整个危废处置产业进行整合，在产业整合的过程中，类似过去“散、小、弱”的处理格局将会得到有效改善，供需矛盾和信息平台的短板也有望得以改善，从而加速行业的发展。

对于“戴军们”来说，这意味着危废处置行业未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