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大地》连载15——建筑理想与城市的未来（下）

日本建筑学者早川和男多年前就提出了“住宅福利论”，他主张要“把住宅问题当做国家、社会的首要问题来看待”，“一个普遍的安全、适用的住宅和居住环境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条件”，他认为居住是社会应该保障的一项基本人权和福利，任何人都有在适当的居所里居住并持续居住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居住歧视，而且人们还应该拥有参与居住政策的策划和制定的权利。[9] 我非常赞同早川和男的主张， 他的主张针对所有的住宅设计，廉租房当然也适用。尽管这些主张对于许多新增城市人口来说还显得有些遥远，但是这个大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当然，不平等是客观存在。今天的中国据说已经被分成了“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城市的既得利益者与新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之间产生了众多的矛盾，其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居住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谈“建筑与公民社会”，舍弃居住问题不谈就是舍本逐末。不要以为城市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国崛起”，一定是现代化的成功。如果在城市设计中， 最终形成穷人和富人之间在空间和地段上的两极分化，年轻的“外来人”找不到城市的归属感，最终对城市产生恐慌和绝望，那么城市化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加剧阶层矛盾，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前些年，法国和英国的城市骚乱是前车之鉴，尽管原因各有不同，但未必不会在中国发生。即使不发生社会性的“群体事件”，由于住宅缺乏和拥挤而引发的社区“贫民窟化”也会导致大量的生理和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肯定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些西方学者曾对动物在重压和极其拥挤的条件下会做出什么反应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许多动物身上都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心脏和肝脏脂肪变性；脑出血；过度紧张；动脉硬化并引起中风和心脏病；肾上腺衰竭；癌症和其他恶性增生；眼疲劳；青光眼和沙眼；极其冷漠，无精打采， 不与社会接触；高堕胎率；母亲不养育他们的幼儿；思春期极度乱交；非正常性行为增加，等等。其共同点是由于过度拥挤而导致的压力综合症，相同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的同宿和囚徒身上也有体现。美国学者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将之称为 “病态聚居”（pathological togetherness）， 如果人群愈发拥挤，这类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其实，在今天的印度、中国等人口众多的国家，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人性变态和道德困境，究其原因都与城市的过度拥挤和住宅缺乏密切相关。本应该起到正面作用的建筑和环境设计，有的时候结果恰恰相反，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曾指出，在一些西方国家，“‘都市更新’和‘贫民窟清洁’项目使得少数民族聚集区越来越变得硬如磐石一块，这给那些被迫住在那里的人带来了大量危险的社会性后果。跟在每一次都市更新计划之后的是自杀、精神错乱、侵犯、强奸、杀人、过量的服用毒品和对于正常性规范的背离。”[9]

在当代中国，这个问题显然更加严重，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许多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正在成为无良开发商的帮凶，利益冲突在城市和乡村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但是，普通公民除了咒骂之外，只能感受到从“义愤填膺”到“麻木不仁”的过程。失望与不安日益积聚， 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显然是非常不好的因素。桑德斯说，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无根之人造就的。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人们要清醒地看到，漂泊无根之人所创造的历史并不都是积极的，这取决于城市如何对待他们。如果要桑德斯所说的“落脚城市”成为未来成功的社会实践，那么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建筑师和设计师必须创造出切合实际的方法与理论构想。政府与建筑师不要以为是在为另外一个族群解决问题，解决工人的问题就是解决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城市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设计工作理解为一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所说的“馈赠”行为，[10] 但我们要明确，馈赠不是施舍， 它永远是双向的——城市馈赠给新增人口居所，让他们安居乐业，而城市自身则获得活力、稳定与发展。

事实上，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与居住问题有关，但又牵涉更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如何使近些年大量修建的城市住宅在几十年后不成为自然环境的拖累？如何处理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人口的老龄化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在未来的城市发展和规划中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何从设计的角度合理地安排和规划“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的问题，是不是把人们围起来、架上监视器就能解决问题？如何处理城市内部因为区域分化和建筑而形成的空间上的贫富差距问题？等等。我想，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把这些问题笼统地称为“栖居问题”。无疑，在漫长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定会伴随着巨大的城市空间变革、人群关系调整和环境的协调适应。如何在这个变革中，在保存以往的合理之处的同时，开拓新的栖居可能，是很重要的，这需要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协力思考。有些建筑师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吴良镛先生主张的“人居环境科学”和他在1980 年代主持的菊儿胡同旧城改造项目。再如，王澍先生做的以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和杭州钱江时代小区为代表的城市理想和住宅设计实验。显然，他们的设计思想和尝试都非常有价值。但是，在我看来，两者的居住建筑实验基本上还是朝着“诗意的栖居”这个方向努力的，是建立在现有的城市居民居住水平之上，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栖居思考，而不是针对城市贫民和新增人口的。而且，他们的文化理想，一个基于有机建筑的传统和北京的胡同，一个基于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趣味和江南的庭院文化，但是中国这么大，他们的这些想法未必放之四海皆准。问题是，除了他们之外，中国的建筑师能不能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提供更多的栖居理想和实践选择。尤其是针对城市化和新增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建立在大量的经验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综合社会学、心理学和环境科学等多视角的栖居思想。

当然，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是只靠建筑师就能解决的。但是建筑师、规划专家和设计师作为一个能与多学科共事、具备跨学科思维并能够与政府、社会学家、环保专家进行积极互动的人群，作为未来城市“蓝图”的设计者或专家成员，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尽管我们不必像勒·柯布西耶那样，把“建筑” 理解为一种宽泛的含义，使之囊括三维和二维空间的众多领域，但建筑思维对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的确是广泛的。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建筑师干不完活的时代，建筑师不缺设计实践的机会，但是缺乏基于建筑理想的系统、科学的栖居思想建构，缺乏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和应对未来挑战的策略。建筑设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建筑为了什么而存在？没有这个层面的思考，“热闹的”建筑实践就没有目的和归宿。

[ 注释]

[1] [ 法] 勒·柯布西耶：《模度》，张春彦、邵雪梅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第7 页。

[2] 新华网《城镇化浪潮下谁来养活中国？》，参见：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3/03/c_114867331.htm（2013 年9 月1 日登陆）。

[3] 周博：《设计为人民服务》，《读书》，2007 年第4 期。

[4] Denise Hagströmer, Swedish Design, Stockholm: The SwedishInstitute, 2001, p.43.

[5] [ 加] 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陈信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 周博：《人道的栖居》，《读书》，2008 年第10 期。

[7] Smithsonian & Cooper-Hewitt, National Design Museum,Design with the others 90%: Cities, New York: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1.

[8] [ 日] 早川和男：《住宅福利伦：居住环境在社会福利和人类幸福中的意义》，李恒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9] 引文和相关研究参见[ 美] 维克多·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周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第25 页，第221 页。

[10] [ 法] 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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